元代的酒，比起前代来要丰富得多。就其使用的原料来划分，就有马奶酒、果料酒和粮食酒几大类，而葡萄酒可以说是果实酒中重要的一种。元代是我国古代葡萄酒的极盛时期。

　　成吉思汗建国后，中亚畏兀儿首领亦都护首先归附。畏兀儿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当时生活在以哈剌和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为中心的地区，哈剌和州便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后来蒙古西征，征服了中亚的大片地区。随从西征的耶律楚材，在河中（阿母河和锡尔河之间，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今属乌兹别克）等地经常喝到葡萄酒，如“花开杷榄芙渠淡，酒泛葡萄琥珀浓”；“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把榄仁”；“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湛然居士文集》卷五和卷六）。因此，在蒙古宫廷中，便有来自中亚的葡萄酒，并得到了贵族的青睐。欧洲传教士鲁不鲁乞在蒙哥汗的宫廷中看到过葡萄酒。葡萄牙(Portugal)人加宾尼受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委托，出使蒙古，公元1246年，他在定宗贵由的金帐里，也饮到过葡萄酒。南宋使臣到草原时，“又两次金帐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余小盏，其色如南方柿漆，味甚甜。闻多饮亦醉，但无缘多饮耳。回回国贡来”。（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南宋使臣特别记载葡萄酒，是因为当时江淮以南并无此物。所谓“回回国”，指的是原来在河中地区的花刺子模国，西征时已为蒙古所灭，此处沿袭旧称。忽必烈率大军入主中原，建都北京，就向京城内外的酒家索取葡萄酒。据《元典章》所载：“大都酒使司于葡萄酒三十分取一，至元十年抽分酒户，白英十分取一。”可以看出，元初北京酒户就已经大量生产葡萄酒了。

　　大约在金、元之际，山西也开始生产葡萄酒。山西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酿酒法”。金贞年间（公元1213—公元1216年），“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干，而汁留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盖久而腐败，自然成酒耳。不传之秘，一朝而发之。”（元好问《蒲萄酒赋》，《元好问全集》卷一）此后，安邑便以产葡萄酒闻名于世。蒙古统治北方农业区后，安邑葡萄酒便成了贡品。据《元史》卷四《世祖纪一》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六月，“敕平阳路安邑县蒲萄酒自今毋贡”。可见此前一直进贡。事实上，“毋贡”的命令并未真正实行。据《元史》卷19《成宗纪二》记载，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三月，“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说明山西在中统二年以后仍然进贡葡萄酒，而且生产葡萄酒的地区已不限于平阳安邑，至少还有太原。此后是否仍作为贡品，则是不清楚的。元代中期宫廷饮食着作《饮膳正要》中记载：“葡萄酒调中，耐气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有哈刺火者，有平阳、太原者，其味都不及哈刺火者田地酒。”“西番”泛指西部各民族聚居地区，难以确定其准确的地方。可以认为，元代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应是哈刺和山西的平阳、太原。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扬州也出产优质葡萄酒，名列江南同类之首。如“扬州酒美天下无，小糟夜走蒲萄珠。金盘露滑碎白玉，银瓮水暖浮其酥。”（萨都拉《蒲萄酒美、鲥鱼味肥，赋蒲萄歌》）

　　进入元代，葡萄酒与马奶酒并列为宫廷的主要用酒。南宋小一行到大都，忽必烈连续设宴款待，“第四排宴在广寒，葡萄酒酽色如丹。”（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上都大宴会，“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萨都刺《上京杂咏》，《雁门集》卷六）“诸王驸马咸称寿，满酌葡萄饮玉钟。”（朱有《元宫词》，《辽金元宫词》）赏赐臣属，常用葡萄酒。如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塔出攻宋有功，忽必烈特“赐蒲萄酒二壶”。左丞相史天泽率大军攻宋，途中生病，忽必烈“遣侍臣赐以葡萄酒”。南宋小一行到大都后，“御厨请给蒲萄酒”；因而当“客中忽忽又重阳”之时，能“满酌葡萄当菊觞。”（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增订湖山类稿》卷二）因此，宫廷中对葡萄酒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元代后期曾在朝廷中任职的杨说：“尚酝蒲萄酒，有至元、大德间所进者尚存。”（《山居新话》）至元、大德相当于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初，尚酝即大都尚酝局，“掌酝造诸王、百宫酒醴”。可知尚酝局中收藏不少贮存期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久的地方上进贡的葡萄酒。